陈志文：
您与北大的渊源很深，1977年您参加高考，入读北大。您还记得那时候的情形吗？
林建华：
我出生在内蒙古，小学上到四年级时，学校就停课了，后来又断断续续上了三年中学，就到农场插队了。恢复高考时，我还在农场教书，听到消息后，我一边给学生辅导，一边自己准备考试。
1978年我正式到北大报道，很兴奋，也很自豪。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学们有了良好的学习条件，都很兴奋，求知欲特别强，如饥似渴。
林建华：
化学的专业学科训练，其实也是对思维方式的训练。化学学科的学习对于从事其它领域的工作或者研究都是有帮助的。化学不仅有理论，而且重视实践。比如，通过分析化学的学习，学生会对数据有不同的认识，意识到任何数据都是有误差的。化学注重用事实说话，促使人不断的探索、质疑、批判、创造。
陈志文：
在您学习、研究的道路上，有哪些学者是您所尊敬的？
林建华：
我对老一代的学者，都非常尊敬，包括我自己的导师苏勉曾先生，还有徐光宪先生、唐有祺先生等很多位老师。
老一代学者的经历比我们还要丰富，也更艰难一些。但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始终坚持在学术、教育领域辛勤耕耘，体现出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还有对下一代的关怀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
陈志文：
您曾在北大学习、工作多年，当初就任北大校长时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林建华：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后来发现，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北京大学的地位和受关注程度，是我没有想象到的。
林建华：
我首先想讲一下北大学科建设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布局决定了一所大学的未来。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在经过了诸多的尝试和分析后，最终采取了较为迂回的策略。
上世纪90年代北大学科建设的重点是院系调整，使北大的学科结构更加合理和完整，为后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进入21世纪后，我们面对传统非常强大的院系，再进行自上而下的院系学科调整是很困难的，成本会非常高，效果也不会好。
当时我们判断，北京大学在学科布局上的新增长点，应当是前沿和交叉学科。因此，在“985工程”二期中，学校提出了“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交叉学科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的学科建设方针。北大组建了大约二十个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引进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顶尖学者，逐渐形成了高水平的学术标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暂时回避了院系学科调整的问题。
然而，院系是学校的主体，学校的发展最终要依赖院系。在上一次院系调整后，北大各院系的规模差距很大，有些院系有多个一级学科，评价体系较为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院系的发展。随着时机的成熟，在“双一流”建设中，北大最终将“以院系建设为基础”纳入到了学科建设方针。
我们尝试将管理下沉到每一个学院，并成立了学部，形成了“学校-学部-院系”的三级管理体系，让学部在院系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上做更多的工作。
陈志文：
现在，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在学校层面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哪些？
林建华：
北大在学校层面重点抓的第一个方面是医学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也是北大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潜力最大的领域。我们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更多的引入现代生物医学和数据科学的最新进展；二是，更加注重学科之间合作，与其它学科更好的交叉融合。为此，北大建立了临床医学 x的项目。
在学校层面重点建设的第二个学科领域是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以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向内的，学习国外的理论来研究自己。但现在要用我们的经验去研究世界各个区域，建立起中国视角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大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在未来一个阶段的发展方向。
林建华：
在北大，我花功夫比较多的是本科教育改革。北大很早就建立了“本科教育战略研究”小组，考察欧美教育模式，总结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分析社会的未来趋势，明确了北大本科教育的定位和目标：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推进学习制度改革，实行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还是采取了比较稳妥的策略，先从小范围试行开始。北大实施了元培计划，也就是现在的元培学院，我是元培学院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元培学院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二年级确定专业方向；压缩专业学分，鼓励自主设计培养方案，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对学生进行全过程教学管理，实行住宿学院制，配备学业导师；组织和建设新的跨学科专业方向等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元培计划的实施，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潜力，调动了学习的主动性，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外，我们在推动元培学院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总结，提出了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思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条件成熟后最终在全校进行了推广。
陈志文：
您在北大任职时，是否遇到过困难或者挑战？
林建华：
在日常工作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找到合适的方式后，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比如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2007年，北京大学开始尝试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目标是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使“近者悦，远者来”。刚开始时，我们想一步到位，但有很大的难度。
为吸引优秀的学者，北大实行了tenure track和年薪制，使北大的人才竞争力大幅提升，但也造成了“新老双轨”并存的局面，教师的薪酬体系很复杂，影响到了学校的整体氛围和人才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后来，我们逐步确定了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理顺教师的聘任、薪酬和晋升体系，从局部开始，一步步地做。2014年开始，新聘人员全面实施tenure track制度。
2016年学校进行了薪酬体系调整，改善了教师待遇，并开始对老体系教师进行tenure评估，逐步过渡到新体制。2017年人才的晋升渠道全部纳入新体制。最终，北京大学完成了人事制度改革。
林建华：
北大更充分地体现出了大学精神。北大最重要的精神，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另外，让我非常自豪的是，北大人还保留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这对学生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林建华：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北大的。我会思考很多事，想创造很多事，有很多新的想法，想去帮助别人。
陈志文：
您曾提到，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这一观点曾引起了一些争论。从我的角度理解，这是您从个人的切身体会出发，对北大120周年的总结，您希望北大人在未来不只拥有质疑的精神，而且更关注一些建设性的问题。
林建华：
对于这一观点，大家有各自的说法和评论。任何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也如此。
其实，我想让大家明白，质疑是很正常的，没有质疑就发现不了问题，这是一件好事情。
十多年前，北大一位教务处长曾与我讨论，是否需要推动一下北大文化的改变，因为外界认为北大的学生有一种傲气，总是质疑别人。我说，不需要，一方面，这是北大的基因，是改变不了的；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改变，中国需要这样的人。
但是，在质疑的过程中，应该去建设、去改进。我想让大家相信“确信的力量”。社会需要每个人贡献自己的正能量。如果说，对什么都不确信，每个人都不做应该做的事，社会是没有办法进步的。抱怨很容易，但真正做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很难。每个人要为这个社会、为这所学校、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做到自己的极致，尽最大的努力。
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的主题就是“守正创新、引领未来”，从“成就、反思、未来”三个维度，与大家共同探讨目前高等教育有哪些问题，以及对于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有哪些建议。
陈志文：
读到您的这一观点，我特别尊敬您。这其实是北大的基因，有不足的地方，但更有可贵的地方。
林建华：
谢谢！我离职演讲的题目是《永远的北大》。我希望，北大能坚持自己的价值追求。
陈志文：
接下来，您将更关注哪些领域？有怎样的计划？
林建华：
我从管理岗位退下来以后，成立了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我们提出了四个理念：
一是问题导向，要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中面临的重要的瓶颈和问题；
二是知行合一，希望能对教育有所帮助，推动教育的进步；
三是推动学科融合，我们希望研究的不仅仅是教育学，也包括管理学等其它学科；
四是面向未来，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陈志文：
您曾提出了“伟大的大学”，您认为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林建华：
“伟大的大学”不是强调数据，而是强调品格和精神，强调责任和担当。这对于大学来讲，可能是一条很寂寞的道路。真正的一流大学，首先应该是伟大的，而不应该陷入到功利化的追求中。
陈志文：
您觉得，北大是否可以被称为是“伟大的大学”？
林建华：
北大原本就是一所“伟大的大学”，我们要让它更伟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