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 | 张宗益：决定一座城市高度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大学-kok登录

成都科大是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川大工学院与其它院校合并组建成立，现在已经并入四川大学了。成都科大为我打下了很好的理工科基础。那时候大学生很少，能上大学的学生都比较勤奋，我也如此。

我从成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重庆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继续读研深造。后来，我的导师杨秀苔调入管理系新组建电力技术经济专业，我也就随之到了新专业。在重庆大学的这段跨学科经历让我在提高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视野，改变了我。

我在英国前后差不多有八年，1998-2001年在朴茨茅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英国的这段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对中国与英国的高等教育有了切身的直观感受与比较，也让我知道了世界高水平大学是什么样的，了解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慢慢理解了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明白了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社会匹配性和源头。

于我个人而言，是很偶然的参与到了学科的交叉融合中；但于时代而言，我认为这是必然，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开始兴起，我的导师杨秀苔敏锐地意识到电力系统应该与市场经济接轨，就意味着电力领域今后需要很多人才参与市场相关工作，需要新专业培养电力相关的经济学人才。这一想法获得了电力部的认可，重庆大学获批90万创办电力技术经济专业，设在管理学院。

当时杨老师问我愿不愿意过去，我想，新东西总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就跟着过去了，开始学习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实际上，知识原本并没有学科的划分，过去的很多学者也是跨界的，知识结构非常综合。后来，随着知识增多，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分支，形成了如今树状的学科分类，包括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学科下往往还设有不同的方向。

过去这些年，学科的发展很迅速。知识细分的好处是研究可以更深入、更专门化。分科治学是现代科学诞生的基石和重要特征，过去它是人类攀登科学高峰的阶梯，现在在一些方面则有可能成为限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学科体系是随着知识的增加而人为划分的，但现实问题往往是复杂的、综合的，在单一学科下往往无法解决，需要进行跨学科合作攻关。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新的学科发展模式，一方面，在知识大爆炸的背景下，术业有专攻，要继续保持学科的纵深研究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学科的融合，以问题为导向，促使不同学科的人共同参与，加强横向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从高校组织形式上来讲，也并不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院系体制，而是要在保持院-系-专业纵向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设立交叉性质的研究院，加强学院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太空发电为例，就需要多学科合作攻关，对发电、传输、微波、装备、控制等问题既分工又合作。

从学生就业后的反馈来看，高校的通识教育还是要加强。通识教育包含的内容很多，而高等教育阶段需要学习的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知识中的核心内容。

一是历史文化知识，如世界文明与历史、中国文明与历史。其重点不在于历史知识点本身，而在于知识背后历史发展的脉络、原因、环境等等。

二是逻辑能力的培养，清晰的表达能让他人更好地理解你的表达，思维的逻辑性让人做事更加严谨，这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另外，还有思想道德品质等等方面。

对。理科严密的逻辑思维让人能把事做成，能够落地；而文科的发散思维可以让人敢于想象。理工科的学生，强调逻辑，但可能缺乏变通；文科的学生，强调发散，但难免缺乏精准。

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跨界”思维，使他们打破固有领域的思维局限。每位学生在校所学专业，都只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小分支，受专业所限，他们的思维和认识往往也容易受到局限。我们要引导学生广泛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不仅当好“专家”，还要当好“杂家”。

重庆大学的通识教育在全国来说是做得不错的。林建华老师当校长时，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参与设计了重大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成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的十个主要成员之一。学校在去年发布了《重庆大学本科教育2029行动计划》，将围绕“5c”（creativity，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ontinuous learning ability）核心能力培养目标，重整和优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科学精神与探索创新、哲学审视与思辨求真、文化传承与沟通交流、社会认知与合作担当、自然生命与自我塑造等5大模块，形成重庆大学通识教育2.0版本，为大类培养、学科交叉、通专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重庆大学以理工科学生为主，逻辑思维严密，发散思维不足，重大的通识教育实际上也是要完善理工科学生的思维方式。重庆大学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加强通识教育后培养出来的学生，发展后劲比较大。

一代又一代重大人，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躬耕不辍、砥砺前行，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未来，我觉得重大至少要长期保持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在这个基础上，要为服务国家和重庆的重大战略需求作出重要贡献。

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滋养城市。陈敏尔书记一直把大学看得非常重，要求大学引领城市的发展，亲自到重大为重庆市高校的学生作报告，用总书记的话语激励勉励大学生立志报国。重庆市市长唐良智对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一个大学的水平决定一个城市的高度”“一个大学的品质决定一个城市的品味”。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发挥“三个作用”的重要指示要求，这就意味着重庆在西部地区要起领头羊的作用。而重大则要成为这一作用的关键，因为决定一座城市高度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大学。

在过去，重大为重庆培养输送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是支撑和引领重庆带动西部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未来，重大也会着力于优秀人才的培养，提高人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当前，重庆正全面推进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重大第一时间予以响应，向市委市政府上报了《服务方案》并全面推进实施。

日前，重庆市委市政府也针对我们上报的《服务方案》，又专门出台了有关《支持方案》，从带动大学城内涵式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供给、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推进高端智库建设、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等五大方面，遴选确定了17项具体任务，给予重点支持，再次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重庆大学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重庆大学将抓机遇趁势而为,谋发展砥砺奋进。我们正按照“对标一流、追求卓越、服务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要义、以卓越为灵魂，重点聚焦布局新增长点、汇聚办学资源、完善体制机制、办好民生实事四大方面，大力推进观念转变、实践创新和制度变革，加快“双一流”建设，推动内涵式发展，努力办人民满意的大学。

一是推动学科调整优化提升。强化工科、夯实理科、振兴人文、拓展医科、推动交叉，深化内涵建设，打造学科高峰，着力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流学科体系。

二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中国特色重大风格的一流本科教育体系；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提升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推动创新能力整合、资源集聚和空间拓展，构建多类型、多层次、高水平的“1 5”科技创新体系，以全新的体制机制，促进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

四是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坚持质量标准，突出绩效导向，研究制定绩效工资方案，修订职称评审条件和办法，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着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制度、环境和文化。

五是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支持本科生出国访学；推动各学院与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开展实质性合作，共建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大力引进全职外教，倒逼国际化水平提升。

重大的底子非常扎实雄厚，老师的实力也很强劲。我认为，重大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树立远大理想，以此激励老师们奋斗。我们将致力于在重大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大家心情舒畅，同时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奋斗。

在老师方面，学校会做好引领和服务，激发教师的家国情怀和远大抱负。我不希望老师做没有挑战的工作，做被动的工作。重庆大学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大学a类，是国家队最靠前的方阵，我们要根据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工作，为国家奋斗，为民族奋斗。

在过去这一年里，重大在具体的政策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上做了很多改革，比如说在人才评价上，重大着重构建了综合性的激励机制，包括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我希望老师们多做从0到1、颠覆性、引领性的事情，少做跟踪性、拓展性、补充性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要盯住一流的事情做。

在学生方面，我希望同学们人格健全，有远大抱负、崇高理想以及家国情怀，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一方面，我们会加强通识教育；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加强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通过通专融合的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拓展他们未来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具备应对未来四五十年工作中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

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学生是国家的未来，重大要着眼于未来，关心学生的培养。我希望在崇高理想的引领下，重大学生能够长期、可持续地为国家做出比较突出的贡献。

重庆大学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有很多高原学科，但还缺乏高峰学科。在90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始终以服务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逐渐积淀并形成了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匹配的两大优势特色学科专业体系，为国家和地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一是形成了机械、电气、动力、采矿、冶金、材料、自动化、通信、计算机等与工业体系配套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

二是形成了城乡规划、建筑、风景园林、土木工程、给水排水、城市环境、建设与房地产管理等与城乡建设体系配套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

重大还是首先要做好优势学科，实现科技领先，不断地产生颠覆性、创新性的科技成果。一方面要发展应用科学，影响并引领产业和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发展基础科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这些方向性的要求和目标最后都会落实到具体学科上，包括电气学科、机械学科、土木学科、人工智能、法学、经管、新闻等等。

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有其发展逻辑，是转型期的自然现象。过去中国高校要成为优秀大学，需要追赶，需要培养最优秀的教师和最优秀的学生，而这两项很难同时达到，要有先后顺序。老师如果没有科研经历，就会缺乏讲课素材，很难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优秀的教师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教师做好科学研究是必须的。现在我的理念仍然是，重庆大学的青年教师一定要把科研做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大学做科研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为人才培养提供创新平台，为青年学生创新潜力发挥提供一个舞台。

客观上看，“重科研、轻教学”也是转型期评价体系不完善和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结果。正常的情况下，老师教学讲一个小时，需要备四个小时课，但现在大家往往把备课时间省下来做科研了。因为科研成果对于老师们评职称、拿奖励有帮助。此外，过去对大学的教育经费投入相对较少，学校可支配的资金少，而科研项目成为了增加资金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随着国家投入增大，以及学校转型的成功，“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会逐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