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荣有恨付刍狗 宠辱无惊希正鹄”——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12周年 —中国教育在线-kok登录

　　作者：刘兴华

　　为陈荣琚先生的《启功对我说》作序，我实在不够格。对于两位先生的为人为学和书画艺术造诣，我作为晚生后学，惟可仰慕景从。承蒙陈先生的充分信任和再三鼓励，我斗胆写就以下文字，敬请读者方家教正。

往事历历 如沐春风

　　回想起来，从第一次拜访启功先生并受业于陈荣琚先生，到现在已经历时28个春秋。1987年夏天，我从地处偏僻的晋西北五寨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学伊始，我就兴冲冲地抱着一大卷书法习作，戴上校徽、怀揣崭新的学生证前往启先生家里请教。启先生住在北师大“小红楼”。这是学校资深教授的住所，在绿树掩映中有几栋用红砖砌墙的二层小楼，被老师和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小红楼”。那天启先生没有逐走我这个不速之客，而是耐心细致地给予指点。他说，你现在写的字看着顺溜，能有想法，像一首儿歌，而真正的好作品，应该内涵丰富，像一首交响乐，年轻人一定要用心学习临摹古帖。我那时只知道二王、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等，而且也是一知半解。看到启先生的桌子上展放着一本字帖，旁边还有几张写满毛笔字的旧报纸，显然是先生正在临帖；但我没见过这本字帖，似乎没法将其归入上述哪家。我就问，您的字写得这么好还要临帖?他说这是明代一位书家的作品，很好。启先生又说，古人写的东西经过千百年大浪淘沙，能够流传至今的大多是精华。我向启先生告辞时，先生还一直送到门外，边打恭作揖边说欢迎再来，这让我不知所措。我后来又去过启先生家里几次，先生总是循循善诱、鼓励有加。25年来，我寓居京城，经历许多世事，才知道天地之大、品类之盛。每每想起当年的情景，由于年轻无知，求学心切，烦扰先生正常作息，耽误先生宝贵时间，自己不免汗颜。

　　同年冬天，我选修了陈荣琚先生的书法课，地点在北师大的新二教室(现在已经拆除并建了新楼)。其实早在1984年，经启功先生提名，陈荣琚先生就开始为北师大本科生教授书法，深受同学欢迎。陈先生用毛笔蘸着清水在黑板上书写示范并详细讲解的情形，仿佛就在昨日。他讲课时语调沉稳，吐字一板一眼，偶尔结合讲课内容开一句玩笑，等同学们心领神会后发出笑声的时候，他的笑容才浮现在脸上。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解颜柳楷书的结字和运笔，告诉我们只要多读、多想、多记，心追、意临、手摹，帖中精华就自然融汇到自己笔下。记得那个冬天天气很冷，书法课又安排在晚上。每次来授课，陈先生都是穿着一件半旧羽绒服，蹬着一辆半旧自行车。课后，同学们还要拿着临摹习作请陈先生具体指导。陈先生从来不直截了当批评学生，而是耐心地从方方面面鼓励引导学生。他说这个方法是启功先生教的。每次上课结束，我和同学们目送陈先生顶着凛冽寒风离开北师大校园的时候，经常是晚上10点多了。

　　那时我们把启功先生主编的《书法概论》奉为学书圭臬，陈先生就是这本书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这之前，启先生还推荐陈先生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有关工作。1983年底，中国书协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书法名家系列讲座，由陈先生专题讲解“颜真卿楷书”和“柳公权楷书”。在启先生和黄苗子先生的支持下，陈先生精心准备了授课内容。节目面向全国观众播出后，受到书法界广泛好评和广大观众热烈欢迎。那次举办系列讲座的还有启功、黄苗子、沈鹏、康殷、欧阳中石、夏湘平等书画名家。

　　自从陈先生开始教我们书法以后，除了上学期间在北师大学生书画学社每年组织的笔会上有幸欣赏启先生现场挥毫，以及2000年前后两次回母校参加有关学术活动见到启功先生以外，我再也没有在其他场合见过启先生，更没有去家里打扰他。这可能缘于当时那点儿难得的敬畏和知足，觉得有陈先生教我足矣，倘若再去打扰启先生，自己于心不安。当然，这些想法我始终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自然也没有跟陈先生提起。讨论这本书稿时，我终于跟陈先生坦陈这桩往事，彼此不禁感慨万端。我资质愚弱，加上这些年俗务缠身，荒废了原本就肤浅的书法学业，实在对不起当年启先生对我这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礼遇，也对不起陈先生多年来对我的言传身教。

　　陈先生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朴素的语言，平实的叙事，一如他敦厚诚朴的为人处事态度。全书没有华丽婉转的辞藻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却详尽记录了两代人跨越31个春秋，历经人生逆顺轮回，彼此交往、交情、交心的一幕幕往事。20多年来，不管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在陈先生任教的北京电影学院，不管是陈先生当年家住新街口外大街北影宿舍楼，还是后来他定居育新花园小区，我每年都数次前往拜访，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还电话长叙。几乎每次谈话，陈先生的话题都离不开启功先生。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甚至其中许多细节，陈先生都数次提起，我也有幸拜读他多年来详细记录与启功先生相识相交的日记。那本厚厚的日记已经微微发黄，仿佛散发着岁月酝酿的陈香。即使如此了解陈先生，今天我仔细研读他的这本新作，依然颇有新得。

　　人生就是一本书。启功先生无疑是一部大书，这部大书的丰富内涵值得我们后辈学人仔细品味、消化、吸收。文字是每个人的阅历轨迹和情感写照，这本《启功对我说》就是陈先生与启先生31年交往中肝胆相照、气韵互通、教学相长的见证。随着时间推移，我也年已不惑，似乎积累了一些人生体验。因此试图以自己浅陋的学识和见解来感悟启先生和陈先生两代学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价值追求，他们如何为学、为人、为师、为生。

诗言其志 书抒其心

　　人生而平等，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可是具体到每个人，他一出生可能就跟另一个人完全不同，譬如他的智力发育、健康状况、家庭背景，以及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至于每个人此后一生的际遇，那就更加不同，就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启功先生的一生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紧紧镶嵌在一起。100年前，神州大地正在经历风云巨变，启功先生就诞生在那个时候。在他出生的前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连同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骤然覆灭。启先生虽“贵”为“帝胄”，但一出生就是中华民国国民，与大清国的子民沾不上边。可是这却为他后来的坎坷经历埋下了伏笔。命运之坎坷还不止于此。启先生1岁丧父，视他如掌上明珠并且对他悉心启蒙的祖父也在他10岁那年撒手人寰。启先生在母亲和姑姑培养以及祖辈朋友接济下长大成人。因此，他的命运既与国运共沉浮，更与家境紧相连。启先生幼年和少年时代家境败落，弱冠之年承陈垣先生三次大力举荐得以入职辅仁大学，而立之年书艺画作即受京城同仁器重，不惑之年就被打成右派，后遇十年浩劫被时代洪流裹挟并遭厄运，晚年国学大家声名日隆。门可罗雀与门庭若市，革命与共和，乱与治，衰与荣，失与得，辱与宠，愁苦与欢喜，酸甜苦辣，杂陈五味，90多年间，各种遭际境遇和人生体验在他的身心上经过了好几个轮回。启先生在一首自作诗中曾经写道：“绝似食橄榄，回甘历微苦。诗境与人生，大约全如许。”剧烈变革的年代、命运多舛的家世、阴晴圆缺的经历、饱读诗书的感悟，以及北京城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喜剧正剧闹剧，让启先生体验了许许多多的无奈、疑惧、孤寂、彷徨、忧苦，也造就了他坚忍持重、达观自省、慎独立身、知恩报恩、惜缘敬人的性格。

　　记得在十多年前，陈先生有一次给我看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背面有1983年冬天启先生用铅笔写的一句话：“嬉笑之怒，胜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这句话是那天启先生跟陈先生聊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时写的，出自唐代柳宗元的《对贺者》，《容斋随笔》曾引用并有评述（启先生所书用字与常见版本微有不同）。这十六个字无疑在启先生内心深处产生强烈共鸣，并成为他的处事态度，当然我认为这也是对陈先生的示教。

　　启先生晚年曾作诗云：“衰荣有恨付刍狗，宠辱无惊希正鹄。”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在祭祀时分是很受人们重视的祭品，但过后即弃，后来被比喻为过眼烟云的事物；正鹄，在古时候指箭靶的中心，引申为正确的目标。这句话意指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能随时抛弃荣辱，真正做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多年来，启先生总是把诚意和善意毫无保留地洒向后学、交与友人，即使对某些人、事、物的看法存异，也大而化之、一笑了之。面对纷繁世事，他不是不明白，但并不急于说出来；即使有想法有看法必须说，也要使用“春秋笔法”。当然在涉及学问原则和民族大义上，他一直秉持鲜明的立场，晚年尤其如此。陈先生这本书里也有若干典型事例可以佐证，在此不再赘言。这无疑是中庸思想在启先生身上的体现。宗白华说：“中庸之道不是庸俗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折中，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综合的意志，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实现个性中的一切而得和谐。所以中庸是‘善的极峰’，而不是善与恶的中间物。”《礼记·中庸》也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实，慎独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有为有不为，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启先生书作“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也是表达了自己对方正廉直和至善尽美的孜孜追求。

　　启功先生收藏友人为他刻的印章 “启予手”，共计8枚，字体风格各异，散见于他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这是《论语·泰伯》中曾子说的话。曾参晚年，觉得身体快不行的时候，就让弟子来到自己的床前，说道：“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这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知识分子谨慎做事而又坦诚为人、注重小节而又深明大义的人生哲学，它像植入民族文化精髓的基因，在后来者的精神谱系中生根发芽。这虽然为一些激进或激愤的朋友所不解甚至不屑，但是许许多多的历史经验证明，心存此念，“三省吾身”,知行合一，既可以独善其身，也可以兼济天下。正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每次前往陈荣琚先生家里拜访，都要在启先生写的这幅对联前驻足观赏良久。这幅作品纸面已变旧泛黄，但其中依稀散发着经年不变、历久弥新的精神气韵。张岱年先生曾引用《易经》中的这句话,把中华民族的精神总结概括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理想的境界如是，完美的人生亦若此。一个团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这样，它强大的影响力不是仅仅来源于所谓硬实力，更来源于精神和文化的感召力。

　　“仁者寿”，这是启先生晚年写过的大幅作品，笔触灵动刚正，结体稳健高古，章法精巧天成，寄托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髓，其中核心是“仁”，其他四个字围绕“仁”依次展开。我认为，缺乏“仁”的“义”是江湖义气，缺乏“仁”的“礼”是形式主义，缺乏“仁”的“智”是小聪小慧，缺乏“仁”的“信”是善恶不分。“寿”，我觉得启先生在这里既意为年高寿昌，更寓意功业圆满、精神长久。《说文》曰：“寿，久也。”庄子也说：“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其实一个人同样也是一个宇宙。人若有仁爱、有包容、有创造，“独立而不改”，即使肉体幻化，精神也可以“周行而不殆”。

　　“诗言志”，书抒心，启功先生的诗书画作何尝不是如此。

潜心向学 大家要津

　　从古到今，可能成为千年老店的只有两类机构，一为庙宇教堂，一为经典学校。不管是古时候的封建王朝，还是当今的跨国公司，都难与这两类机构比肩。历史已经证明，历史正在证明，历史也必将证明，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不管是至高无上的权势，还是无孔不入的资本，都难以战胜信仰和真理的力量。这也可能就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最为重要的特征。人固然不能盲从、不能迷信，但总不能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的人是面目可憎的人，什么都不信的民族是令人可怕、也没有前途的民族。启功先生毕生的信仰和追求给人以许多启示。

　　启先生当年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曾经给同学们留下“言语诙谐而恣肆，举止倜傥而乖僻”的印象，这是1931年《汇文年刊》里一篇文章的描述。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机缘，让他磨去了少年率性，修炼得敦厚持重?其中缘由似乎只能从庙宇、学校和典籍中找寻。在家人的关心下，幼年启功在雍和宫按照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正式皈依佛教；秉承家学，少年启功和青年启功有幸结识当时诸多知名艺术家、诗人、学者，比如贾羲民、戴姜福、溥心畬、齐白石、张伯英、吴镜汀、沈尹默，并向其中好几位大家正式拜师。后来又由傅增湘先生热心介绍，经陈垣先生精心提携，青年启功最终选择了大学教师这个职业。这一系列主动抑或被动的选择，让启功先生的一生同寺庙和大学紧密联系一起，冥冥之中成就了他的一生的信仰和学问。

　　启功先生属爱新觉罗家族“启”字辈。身为清王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启先生不愿夸耀自己的“爱新觉罗”氏，甚至很怕所谓的“皇室祖荫”，因为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辞去皇室封爵而通过科考入翰林的。启先生曾说：“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康雍乾三代虽然号称盛世，但就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来说，这一百余年的荣耀充其量也就是落日的辉煌。当时工业文明的足音已经打破蓝色星球的寂静，世界大潮浩浩荡荡、一日千里，大清帝国和封建王朝灰飞烟灭、黯然落幕是历史必然。启先生曾经在自作诗中写道：“改柯易叶寻常事，要看青青雨后枝。”意为改朝换代并不可怕，它正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也曾写道：“莫问临芳当日事”，旧的东西并没必要去留恋它，新生活总要代替旧生活，时代和个人都要与时俱进。

　　启先生生在民国初年，作为一个没落皇室的后裔，并没有享受过什么祖荫，但在往后的人生岁月中依然会使人有意无意地给他打上旧时代的烙印，“爱新觉罗”让他无比尴尬又无可奈何。这样的身世，使他在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人生选择，既不可能加入当时的民国政府成为达官显贵，更不可能利用所谓社会关系把自己打造成商贾巨富，尽管他在汇文读书时曾经在家人引导下选修商科。“无能逐世，又不可同流合污”，于是就勤奋向学，于是就反求诸己。启先生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取意他珍藏的一方康熙老砚铭文“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其实“坚石、净水”中何尝不是蕴藉着“独善其身”“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守经达变”的治学态度和人生哲理！

　　《论语·宪问》记载，孔子有一次很有感慨地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按照荀子的诠释，所谓“为己之学”，就是“学”要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学”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更不是为了当官发财，“学”的关键在于安身立命，完善自己的人生。而“为人之学”的“学”则只是“入乎耳，出乎口”，听听说说而已，这样的“学”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而不是把追求真知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信仰。在这一点上，启先生具备了真正的“古风”。

　　前边提到，启先生的家世虽然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扰，但是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祖父是清末翰林，毕竟经过传统文化熏陶，而且有许多同道中人和高朋益友。因此，少年启功也就得到了比同龄人更多接触当时学界和书画界大家、博览遍赏古今名作的机会。他十几岁开始就跟随贾羲民泡在故宫书画馆和琉璃厂一带的书画店，聆听各路专家鉴书赏画，淘古旧书，并接受点拨。从这一点来说，启先生无疑是幸运的，这使得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很高的治学和艺术起点上，也就是老北京所谓“见过大”。至于在“文革”后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更是如鱼得水。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仁珪教授估计，启先生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件计。古人云：“观千剑而后识器。”启先生晚年用“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来鼓励学生要研究名家作品，要取法乎上而内化，其实这也是他的治学经验和人生感悟。书家林岫在《书法》杂志2012年第8期撰文回忆，启先生当年在中国书协提倡弘扬“三气”，有了“文气、正气”，才能创作出具备“大气”的作品。其实这“三气”，相互贯通，是为学、做人、作书之三原色，是进德修业之基本功。

　　在我们的史书上，记载了太多的纷争，争权、争名、争利、争色。纷争的结果，要么当下就两败俱伤，要么为日后埋下祸根。曹操在《蒿里行》中就对东汉末年军阀争霸有非常形象的描述：“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然而似乎争知识、争学问并不曾带来多少麻烦，反倒使自己安贫乐道、独善其身，并且成就一世功名。同样是汉室倾颓、三国纷争期间，钟繇独创楷书，影响后世，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段佳话。启功先生一生耳闻历史上诸多纷争、目睹现实中诸多纷扰，必然比普通人更能洞悉其中道理。青年时期，他在陈垣老先生的启发下谢绝了时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的邀任而坚守杏坛；中年屡遭厄运，但隐忍持重、不改初衷；即使在晚年声名日隆，被授予社会上许多职务时，他也一直保持高度清醒，并且对自己看重的朋友也有数次善意提醒，不要趋炎附势，而要远离纷争。启先生在《古诗二十首》中曾经写道：“吾降壬子年，今第七十九。年年甘与苦，何必逐一剖。平生称大幸，衣食不断有。可耻尚多贪，朝夕两杯酒。”不争权财争学问，不争一时争千秋，博览广采、取精用弘，最终成就了名扬四海、令人景仰的一代学界名家。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是苏轼描述的理想境界，常人的确难至，启先生似乎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这并无遗憾，因为他毕竟在广袤的治学天地中保持了内心的宁静，为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学界高度认可，为一代学人树立了典范。启先生精研各种学问，包括文学、文献学、文物学、小学、史学、民俗学、红学、佛学等等，同时又精通书法绘画。“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这是启先生自谦；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探幽穷赜、成就学问大家之要津。

许身桃李 下自成蹊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朝韩愈的著名论断，将“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经典地定格在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上。从此以后，关于师道之说似乎无人能出其右。后来有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升华，高度无与伦比，但是显然可操作性不够。

　　启功先生当了70多年大学老师，前20年在辅仁大学，后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的教学实践，无疑使他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内涵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陈荣琚先生1964年大学毕业即留校从教，多年来用心教书育人、潜心习书作画，现在年逾古稀仍登台授课、临池不辍。陈先生与启先生之间共同的职业和艺术追求，使得这本《启功对我说》更具有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书中详细记录了启功先生在书画研习、诗词创作、文物鉴定乃至谈古论今、因应时事、为人处世等诸多方面，对后辈学人倾心施教的件件往事。仔细阅读这些文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年我们住的北师大宿舍楼前“刘和珍纪念碑”上的碑文，行政主楼后面广场上“一二九”纪念碑的题字，学校大会议室悬挂的巨幅红竹,甚至校园餐厅门口的牌匾“乐群餐厅”，都是启功先生的手笔。“乐群”出自《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作为餐厅名，启先生对后辈学人期望之殷切，可见一斑。

　　多年来，启先生的许许多多作品成为北师大校园的文化景观，师德、校训、精神、学问，氤氲校园，莘莘学子置身其中，受益无穷。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出自启功先生的手笔。当时北师大校方曾邀请校内许多专家学者共提方案，启先生拟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从事其他职业和当老师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北师大校训同时具备了大师级的品格气度和人文精神。全校师生对此莫不首肯心应。校方请启先生书写校训，先生欣然奉命，但曰“校训之撰，当属学校”。校训碑正面右首署“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落款“启功敬书”。一个“敬”字足以说明，在校训面前，启先生只是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而认真遵循。之后学校有关部门多次请先生阐释他所题校训的意义，先生每次都以“学习校训，理解如此”的口吻来写，从不把校训当成自己的创造而专有，其亮节高风实在让人感佩。这段往事陈荣琚先生多次跟我提起，启先生的高足、北师大文学院赵仁珪教授也曾撰文记述，当属信史。一代文化大师修身治学的职业理想和知行合一的师德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这些年来，陈荣琚先生与每次我谈起启先生倾心相教的一件件往事，展示启先生赠送的字帖、砚台、毛笔，他都神采熠熠、兴致盎然，我也深受感染、回味无穷。陈先生曾经把启功先生为师之道总结成三个关键词：“真教、会教、真交”。

　　何为“真教”?就是陶行知先生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启功先生曾经对陈先生说过，经他手拿出去的书画作品都是“使了吃奶的劲儿”，意为尽力而为、一丝不苟。启先生对待学问和书画创作是如此，对待学生更是这样。对于学生，启先生不仅教学问，还教做人。20世纪80年代初，原中顾委文津俱乐部成立书画研究会，研究会由陆续退下来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组成，其中有华国锋、宋任穷、谷牧、杨成武、肖克、伍修权、刘澜涛、王平、张爱萍等，共100多人。1983年，经启先生推荐，由陈先生在文津俱乐部书画研究会讲授书法，并担任副秘书长。针对老同志们的知识结构和学习特点，启先生专门与陈先生详细研究授课内容和授课方法。陈先生的授课受到老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并与老同志们建立了深厚友谊。陈先生每当谈起这段往事，都对启先生的力荐心存感激，也对革命老前辈们在人格精神方面的激励熏陶心存感激。1994年，陈先生在北京举办书画展，许多党政军老前辈前来参加，启先生在开幕式上讲话时说：“我现在得到一个解答，荣琚同志何以进步得这么多、这么快，是由于日常受到这些位老前辈的培养、熏陶、教育。人，如果在艺术上有所进步，艺术上有所成就，那这成就不仅是技术的高低，而且还是人品的高低。人品高低，在于人情操的高低，这些怎么个培养起来，不是按在桌子上画多少张、写多少张所能达到的，而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各位老前辈这样子的培养，有形的和无形的感染、教导、带动。”启先生曾对陈先生说过，对帮助支持过自己的人要记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对那些打击欺骗、落井下石的人也要记住，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对待别人。启先生对学生毫无保留、毫不含糊，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既教学问，更教做人，“总把金针度于人”，这样的风范昭示了为师之真谛。

　　何为“会教”?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然善诱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这些精华在启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般说来，在人际关系方面，老师在学生面前有一种天然的威仪和特殊地位，倘若老师一味居高临下，装腔作势，教不得法，必然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针对陈先生的知识结构，启先生启发他吟诗作对，亲自修改并书写陈先生的诗词习作；针对陈先生能左手写字作画的特点，启先生鼓励他发挥“生涩古拙”的长项，并介绍他认识请教当时的左书大家费新我先生。启先生的“会教”，还体现在他破除了千百年来许多似是而非的学界迷信，纠正了许多口耳相传的艺术谬误，总结出一整套鉴定古代书画文物的实用方法，发现了汉字书法结字规律即“黄金律”，而且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给学生。启先生曾作诗“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以此表达他对于书法规律的认识。这得益于陈垣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也源于启先生勤勉的治学、极高的悟性和对晚辈后学强烈的责任感。这些内容在本书中都有详细记述。陈先生经常跟我提起启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写文章要准确、尽量口语化”。其实这样的标准看似较低，实则很高。老师把知识融汇贯通了，才能给学生讲明白；老师有了“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碗水”。

　　何为“真交”?就是交心、交情。启先生一开始称陈先生为“同志”，后来尊称陈先生为“兄”，这既体现了时代的变迁，更体现了启先生即使在晚辈后学面前也谦逊向善的做人态度。作为老师和长辈，启先生不仅关心陈先生的事业，也关心他的生活；不仅关心陈先生的日常冷暖，也经常记挂着他的家人。启功先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病痛缠身，甚至卧病在床，也记挂着自己多年的这位老朋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们相识之初，正赶上那个翻云覆雨、人人自危的年代。启先生虽然很欣赏正值壮年的陈先生的才华和为人，但仍直言相劝不要再跟自己接触，以免受到牵累。陈荣琚先生却义无反顾一直跟启先生交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先生参加北京电影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启先生不顾年高、不辞辛劳，用黄豆大的小行楷在方格稿纸上两次亲笔写推荐信；陈先生在北京办书画展，启先生欣然题名、亲自出席并且发表讲话。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启先生还曾两次向北师大校方推荐，希望调陈先生到北师大工作；后因北京电影学院不愿放，只好作罢。精心培养学生，尊重爱护学生，真诚平等地对待学生，成就了一段师生佳话，也成就了启先生和陈先生的君子之交。有人曾问启先生：“陈荣琚是你的学生?”启先生回答：“是朋友、挚友，是教学相长的关系。”

　　遍览前贤业绩，体悟其中真谛，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在教学相长的氛围之中，才实现了文化传承，才有了新的创造。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全新的事物毕竟很少，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得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前人的精华，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另当别论，但在社会科学和艺术创作领域，老老实实地借鉴前人，在此基础上再有新的发现和创新，这才是成为学界大家的不二法门。正如珠穆朗玛峰只能出现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而不可能出现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上。

躬惟鞠养 德业日新

　　我读大学时候认识的李强老师一年多前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为《服膺启夫子》，这是一本有助于人们深度了解和准确理解启先生为人为学的佳作。李老师年轻时个性鲜明、耿直率真，主修物理学专业，业余喜好研习书画，毕业后在北师大留校工作。他后来在北师大出版社编撰20卷本《启功全集》和启先生书画作品集，耳濡目染先生大作，又跟先生有过许多交往，因此李老师后来的专业方向甚至性情举止似大有改变，颇具古风。有一次见面聊天，李老师说，启先生也许并没有拜做陈垣老先生的学生，但他内心却把自己当做老先生的门生；其实陈垣老先生不仅对启先生，而且对其他学生也是尽心尽力，然而启先生对老师的感恩和对学问的用心显然更盛，这既是陈垣先生的功德，也是启先生的修为。李老师的这个观点，我深以为然。

　　启先生既是如何当老师的典范，更是如何当学生的典范。启先生在陈垣先生面前终身执弟子礼，晚年又为陈垣先生的励耘奖学助学金屡襄盛举，在许许多多场合都要提起自己的恩师。陈垣先生早年从事反帝反清运动，1912年被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1922年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潜心著述教书办学，解放前任辅仁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国宝”。那时的陈校长可以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书信往来甚至直接对话，并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如此佳话现在似乎不多见了。时代的变迁不禁令人感叹，世事之纷繁更加让人唏嘘。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学生，如何对待自己的学业，如何对待自己的老师，其中却有许多亘古不变的元素，比如“父慈子孝”、比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类似这些耳熟能详的古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理念，也是我们的文化血脉绵延不断之内在原由。

　　师生感情是除了血亲和婚姻以外最独特的感情。《启功全集》第九卷《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回想我这一生，解放前有人根本不屑我这个资历不够的中学生，眼里根本不夹地把我刷来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谁地把我批来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一番，以示他们强者的伟大与‘左派’的先进。但老校长保护了我，每当我遭受风雨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伞盖；每当我遭受抛弃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张开宽厚的翅膀，让我得到温暖与安顿，而且他好像特别愿意庇护我这只弱小的孤燕，倾尽全力地保护我不受外来的欺凌。”启先生还说：“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作为陈垣先生的学生，启先生毕生向学、终身报恩，可谓结草衔环、镂骨铭心。这样的文化传承、这样的尊师之道，让人由衷叹服！其实，尊师和感恩，与超越和创新并不矛盾。对老师和前贤的敬重，其实是对知识和真理的尊重。一个人在内心时刻保持这份敬重和尊重，就会潜移默化地向着新的领域、新的目标用心用力、终有所成。

　　毫无疑问，启功先生这种精神基因传承到了陈荣琚先生这里。陈先生早年曾跟随王森然、郑诵先、张伯驹、王遐举等大家学书作画，颇得真谛。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启功先生指导下，陈先生潜心钻研书法艺术，遍临诸家，自成一格。启先生评价陈先生“擅长绘画书法，自己有深厚的功力，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画法，无论写静物、风景等等，都有非常的秀丽风格。”“在书法方面，用力相当刻苦，成就也较大。他原来习惯用左手执笔，为了临帖，并使用右手，于是左右俱能，行笔自然婉转。有时用左手所写的作品，反倒富有生涩古拙的趣味，这常是清代金石书法家所想追求的。他的书法，无论字迹巨细，行笔都能符合传统法度，结字规模毫无故作奇形异态、哗众取宠之处。在当代书法流派极受日本前卫派影响下，他独能坚持晋唐以来优秀传统，实有推陈出新之胜。”这是启功先生对陈荣琚先生书画艺术的高度评价，更体现出他对后辈学人的真诚关爱。

　　陈荣琚先生每次与我长叙，在言谈之间都会深情地表露出他对启先生和上述诸位先生的感恩之情。他珍藏的启先生手书信函，以及那本珍贵的日记，无不浸润着深厚的师生情谊，透射出传承千百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品格。2005年7月1日早晨，我陪同陈荣琚先生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临时设立的吊唁大厅悼念一天前辞世的启功先生。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年近古稀的陈先生一进门就冲着启先生巨幅遗像长跪叩首。我在惊讶和感动之中，不由自主地迅速按下快门，把这一珍贵瞬间定格在胶片上。

　　我由此认为，无论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都是一种暂时在校园学习的身份；面对自己的老师，面对自己一生的成长和事业，却应该让“学生”这一心性长期保留，并历久弥新。此乃人生之历练，更是人生之责任。只有这样，才是“大人”，才有“大学”，才能“大有”，才会“大成”。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启功先生曾经创作一首《赠本届毕业同学》的诗:“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这活脱脱就是一首文字简洁、内涵丰富的毕业歌。常念其师、常怀其仁，日新其学、日进其德，才能对师恩有最好的报答，才能成为最合格、最优秀的学生。启先生和陈先生无疑做到了，历史上和现实中有许多人也做到了，他们的确令人敬佩和景仰。教育不是在流水线上生产标准零件，学校不是物质产品生产车间。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就是主动学习、深入思考、勇于创造，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要为人的发展真正负起责任。如果教育内容统一批发、刻舟求剑，教育方法削足适履、东施效颦，老师和学生都得过且过、无精打采，这样的教育必然缺精气神、无正能量，而且“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必定荡然无存。“君子务本，本立道生”，我们迫切需要回归到教育的本源、教师的本源、学生的本源，以及师生关系的本源。经常与出发时的目标相校准，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在人生道路的关键之处作出正确选择。

　　在陈先生的家里，陈先生多次给我展示过启先生赠送的书法作品和文房四宝，甚至还有陈先生精心收藏的启先生讲课时的示范草稿。毫无疑问，在许多人眼里，这意味着可以量化的一摞摞人民币。但在陈先生的心目中，这些珍贵的作品和物件意味着精深学养和深厚感情，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每当静心品味欣赏的时候，陈先生一定会回想起老师的关心和教诲，一定能触摸到老师的生命和精神。我也常想，启功先生是典型的北方人，陈先生是典型的南方人。36年前，经朋友介绍，他们在北京西城区小乘巷启先生那间简陋的寓所相识，必定在冥冥之中有许多因缘，抑或他们各自在年轻时期有许多较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心理体验，因而彼此气韵相通，才成就了这段师生佳话。作为晚辈后学，我对其中缘由始终不得全解。

　　陈先生虽然书画功力深厚，但是他不善言辞、不喜彰显、不求闻达。1997年启先生曾为陈先生手书正楷“開”，字形五寸见方，用笔法度谨严，署名“启功”。这“启”与“开”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之间，究竟蕴涵着多少无法言传的信息?相信读者方家会有自己的答案。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荣琚先生的这本书稿原名《我心中的启功先生》，在讨论出版事宜时，北京出版社编辑部建议改为《启功对我说》。我认为前者比较贴切，但是陈先生说，还是尊重出版社的意见吧。

　　(转载说明：本文是同济大学刘兴华教授为陈荣琚先生的书稿《启功对我说》所作序文。2012年11月成稿，2012年12月12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再次修改，2016年3月该书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时一并发表。今日转载时，作者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文章原意和年代时序均未改动。)